雷曼的诅咒

    无论全球金融危机过去多久，雷曼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黯淡话题，换个说法，我们或许仍旧生活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的阴霾之下。
    那个夏天雷曼的倒闭，不仅终结了一家超过150年历史的投资银行，更使得华尔街诸多机构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遭遇血雨腥风，危机也从金融蔓延到经济，进而从美国蔓延到全世界，此后几年全球经济也陷入了衰弱的恢复中——而这一曾经称雄华尔街的庞大资产帝国的清算也持续了六七年。到今天，雷曼前CEO重新回到公共舞台，宣称美国政府应该为金融危机负责，甚至“雷曼时刻”已经成为类似“明斯基时刻”一样的词语进入金融经济术语，但公众对于雷曼事件仍旧存在不少疑问，其中最关键的质疑在于，如果雷曼不倒闭，那么金融危机是不是可以避免，至少其危害程度大打折扣？
    最应该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是谁？自然是主持了美国金融危机救助的救市三人组，分别是时任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时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第三人蒂莫西·F.盖特纳则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后又出任奥巴马政府财长。
    技术官僚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随着三人陆续离任，他们也各自出版了自身传记。伯南克的传记《行动的勇气》出版（中文版近期中信推出）之后，再加上保尔森的《峭壁边缘》与盖特纳的《压力测试》，金融危机期间“三个火枪手”的回忆录庶几也算功德圆满——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传记不仅仅像一般离任高官撰写传记自我表扬，更有着自我辩解的意味，这些传记也类似一份份证词，不过对象不是法庭或者国会，而是公众以及历史。
    对照三人叙事尤其是雷曼事件的叙述，是一件有趣的事。虽然出版时间不同，但三人自传基调基本类似，在对“不负责任”的银行表达批判之际，也表达了对于不救助的民粹言论的批判，卖点都在于披露自身不遗余力而筋疲力尽的幕后过程。某种程度而言，多人发言类似囚徒困境，谁先发言（告发）谁占优，顺序是谁最先说，谁就基本奠定基调，谁也最得益。有趣的是，三人观点如果非要说存在不同，关于雷曼的记载可能算是其中最大一笔。从三人披露信息来看，当时提出来的救助雷曼策略的基础是找到一个收购方，这一策略需要两方面努力，一方面寻求动用美国国内公共资金，比如类似救助贝尔斯登时美联储额发出的无追索权的贷款——但是这些贷款需要担保，这不仅需要国会谅解和授权，也需要财政部和美联储的联合，但难点在于雷曼的资产品质并不被认可；另一方面则是积极寻找买潜在买家，尤其是海外买家。他们为此曾经积极撮合巴克莱银行收购雷曼，但是最终英国监管机构否决了这一提议。
    正是一系列的营救不顺遂，使得雷曼最终穷途末路，而这两条营救之路其实又彼此干预，没有政府（或者监管机构）提供某种担保，雷曼很难找到收购方，没有收购方，政府很难提供担保。美联储作为中央银行可以做出一些应急机制，但是这些机制需要贷款有充足抵押品，虽然美联储对于抵押品有自由裁量权，但是毕竟不能无视法律与现实，在没有意向性买家之前，让雷曼的资产烂在手上。
    保尔森离任最早，他的自传基本上表示了他为了救助雷曼的无能为力以及雷曼倒闭的无可避免。值得一提的是，在雷曼倒闭那个可怕的周末之前，也就是收购交易达成与否的关键时刻，保尔森再度向媒体透露说不会用纳税人的钱，保尔森在自传中表示盖特纳曾经就此表示过担心，即保尔森最终会食言，保尔森回应这为了促成私人买家的交易，甚至表示自己可以不惜食言。而在盖特纳自传中，对此描述的措辞则严厉得多，他表示自己当时就对保尔森指出这是巨大的错误，“不负责任地摧毁了市场信心”。盖特纳当时担任纽约联储主席，对于救助雷曼的态度看似最为积极，他的自传中则表示了某种遗憾，甚至表示这是自己与保尔森和伯南克在金融危机中隔阂分歧最大的一次，“我意识到他们的顾问教给政治权宜之计……承诺不再冒任何风险，我认为是冒火上浇油的风险。这些异议最终证明是无效的。汉克的伯南克本来有改变进程的勇气。”
    有趣的是，作为当时掌握实际贷款权力的“印钞者”伯南克，不可避免花不少篇幅表示在雷曼事件上的问心无愧。在伯南克的自传中，书名首先就暗示了自己不缺乏行动的勇气。他也谨慎地在脚注提到盖特纳追问保尔森表态的事，但是并没有强调三人的分歧，同时也记录下盖特纳当时的表现。他回忆，自己曾对盖特纳表示能否尽可能地放宽对担保品的要求，盖特纳的观点是：“不。挤兑是阻止不了的，我们贷款也无济于事”，“我们要做的就是往跑道上喷洒消防泡沫了”。
    为什么可以救贝尔斯登而无法救雷曼？一将功成万骨枯。正是因此雷曼倒闭，三人组再度紧密合作，通过最终立法来获得更多政府支持，而雷曼的倒闭，也使得政治障碍得以清除，可谓成也雷曼败也雷曼。伯南克认为雷曼倒闭与否不太可能改变历史，强调他们已经预见雷曼倒闭会引起动荡，只是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了，“不希望大多数人都认为雷曼兄弟的倒闭是可以避免的，或者说雷曼兄弟的倒闭是政策选择的结果，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直到伯南克退休之后，在2015年接受FT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采访时，伯南克再次被问到是否有可能避免雷曼倒闭？他坚决地回答完全不可避免，“没有买家，就没有机构为他们的负债提供担保。所以，没有人会借钱给他们。所有债权人、所有的交易方以及所有的客户都跑了。如果我们违反法律借给他们钱，搞出一些假的抵押品，我们最终将接手这家公司，而这家公司是无法生存的。”
    2008全球金融危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成全了无数当事人与旁观者的反思与研究，另一方面也剥夺了以往各界尤其是经济学界视而不见的特权。对于保尔森、盖特纳、伯南克三人而言，全球金融危机首先成就了这三位拯救美国的英雄主义梦想，至少无论他们回忆录的名字还是回忆录中的记载，都充满了当事人拯救历史于水火之中的自负与满意。其次，他们的荣耀中也难免尴尬，作为关键时刻的决策者，他们的决策关系重大又难以讨好所有人。直到今天他们的某些决策或者他们本人，仍旧充满争议，比如不拯救雷曼是否放大金融危机，再比如用纳税人的钱拯救银行是否制造道德风险。公众质疑众口难调，即使他们反复辩解美国救助银行的成本随着经济回升其实转为收益也无济于事，毕竟历史无法重演，很多决策看不见的成本难以估算。
    雷曼已经倒闭，但是大而不能倒的问题仍旧存在，而金融危机过去已经接近十年，经济的复苏其实没有达到大家预期，即使三人组辩解美国的情况已经比其他国家好很多，但是美国国内也酝酿有新的不满情绪，对于不平等的愤怒也一触即发，而经济复苏的大部分成果也被认为被金字塔尖的百分之一人群拿走。历史无法假设，但是等到危机再一次来临的时候，我们是否比2008年做得更好？某种程度而言，雷曼仍旧在我们的噩梦之中。
    注：作者为青年经济学者，近期出版金融专著《印钞者》，微信公号econhomo